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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行泡湯,工作生活“失控”…心理熱線來電增加,專家教你如何應對疫情焦慮

作者:黃尖尖 來源:上觀新聞2021年08月13日

“張家界中高風險了。”小周翻看著手機新聞,感覺離自己還遠著。幾天后,湖北、河南、湖南、云南等地相繼出現病例,他開始感到有些焦慮。8月2日,由于出現本土病例,他所居住的上海浦東小區封閉了。“糟了!”轉眼間,自己已處在疫情漩渦的中心。

“我和A是牌友,而A的牌友B現在查出來是密接的密接,我會不會也被感染。”心理熱線的那頭,是一名來自揚州的40多歲女性,言語中充滿了恐慌。“原本我不擔心的,但現在又出現了‘毒株’,我覺得自己很危險……”

疫情反反復復,對很多人正常生活的影響是無形的,而這種影響,還來自心里。

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后,上海在原有的“12345-5”心理熱線基礎上,開通了上海新冠肺炎心理援助專線“55369173”,專門接聽與疫情相關的心理咨詢。目前全平臺上共有來自上海各區的200多名接線員,長寧區精衛中心的援鄂心理醫生顧俊杰是其中之一:“最近接線量明顯增加了,除了上海本地的電話,還有很多是從南京、揚州等地打來的。”

來電者中有醫護人員,有正在酒店隔離的人,有普通的白領、學生、夫妻……“新冠疫情發生了一年多,對大部分人來說也相當于經歷了一次‘心理教育’。”新一輪疫情的反復,讓公眾心里的應激機制再次扣動了“扳機”,但這一次,大眾的心理已經發生了改變。

顧俊杰正在接聽心理熱線。

居家辦公“一時爽”,時間長了卻出問題

小張所在的公司位于浦東川沙新鎮的心圓西苑小區旁邊,小區被列為中風險地區以后,公司出于安全考慮,決定讓所有員工居家辦公。

而他的擔心并不在于居家辦公,“我擔心公司會裁員。因為一段時間大家居家辦公,會讓公司意識到維持運作并不需要這么多人。”

另一邊,自然也有人對居家辦公叫好。“終于不用每天擠公交上下班,終于可以在辦公時間一伸手就夠得到床了!”然而,時間一長,這種狀況又開始讓人受不了。

居家環境和正式的工作環境下,人的精神狀態完全不一樣。“辦公桌就在床頭,做完一個活兒,躺到床上玩會兒手機,刷一下抖音,不知不覺,三個小時過去。起身叫個外賣,邊吃邊看個劇,一天過去。”

“剛開始,有的人會很依賴這種舒適的感覺,但一旦這種狀態成為常態,反而會讓人焦慮。”顧俊杰說,有的來電者甚至已進入白天和黑夜顛倒的模式。有一次,他在凌晨兩點鐘接到咨詢電話,對方稱自己剛忙完一份計劃書,卻感到心里很慌:“這種狀態到底要持續到什么時候啊……”

也有十分適應居家狀態的人,在家舒坦慣了,某天突然接到公司電話:“居家辦公結束,明天回來上班。”這無疑是一個讓人崩潰的消息。這時,有的人索性辭職:“我要去換一份可以在家辦公的工作!”

旅行計劃泡湯,異地戀變同一屋檐下

楊浦區精衛中心開設的心理熱線,疫情后變成了面向全國的24小時心理援助熱線。在最近接聽的案例當中,親子家庭和夫妻矛盾的個案最為突出。

小艾是一位社區醫生,從去年到現在,每到假期就趕上疫情防控加班的她,已經很久沒有帶孩子出去玩過。這個暑假,她早早地向單位請好了假,準備一家三口去云南旅游。兩個星期前,她沮喪地回去銷假:“行程取消了……”而比起自己的失望,更讓人難受的是孩子的失望。

還有的已出游家庭被困在外地隔離。無法趕在8月15日前回滬,就意味著無法和其他孩子一起正常開學。

“在這一系列不可控事件面前,父母作為大人具有一定的應對和調節能力,但是孩子沒有。”負責熱線工作的楊浦區精衛中心醫務社工鄒坤良說,很多時候往往是孩子的焦慮加劇了父母的焦慮,而這歸根結底是親子之間的溝通問題。

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親子矛盾,在疫情中會被放大和激化。

有學生打電話來:“我媽平時忙得要命,幾天見不到人,這段時間她在家辦公,各種看不慣我,每天幾點睡覺要管,連喝水的杯子放在哪里都要管……”

類似地,一對年輕夫妻從談戀愛開始就是異地戀,結婚后又各自經常出差,這次疫情讓他們倆真正地24小時生活在同一屋檐下。廚房怎么收拾,毛巾掛在哪里,牙膏怎么用,生活細節中無處不充斥著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碰撞。

這些摩擦看似和疫情沒有關系,卻由疫情所引發。大環境的變化打破了原有生活的平衡,人們在努力尋求新的平衡過程中,很容易產生不確定或待確定的感受,這是焦慮的來源。

心理沙盤,被廣泛應用于兒童與親子心理治療。

后疫情時代的焦慮,一種“失控感”

年輕小伙阿樂這段時間經歷了戲劇性的一幕。“去國外工作是我等了很久的機會,這次正好有一個工程項目,我是鼓足了勇氣才去的。”沒想到剛到達當地,阿樂就開始發燒、拉肚子,工程項目一天都沒有參與上。后來,當地暴發疫情,同行的人都全數回來了,通過機場直接轉運到了隔離點。

在隔離點的每天,阿樂接受了多次核酸檢測,雖然每次結果都是陰性,但他依然深度懷疑自己染了病。“我一到當地就發燒了,到現在還在拉肚子,肯定是感染了新冠。”他認為是核酸檢測沒有測清楚,多次打到熱線來求助。

熱線的心理醫生告訴他,拉肚子等癥狀,可能是一種心理問題的軀體化現象。“身體上沒有問題,但懷疑自己有病的焦慮情緒通過軀體表現出來了。”

阿樂的焦慮不僅源于對病毒的恐懼,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失去工作機會和對未來的不確定感。“我還年輕,要身體好了才能回去上班。”

“我理解你這次出去工作是一個艱難的決定,但結果并不如人意,疫情讓原來的計劃偏離,這時你需要做的是去適應這種變化。”多次的電話交流,讓他感受到被理解和支持。

“這一階段的公眾焦慮和去年是不一樣的。”楊浦區精衛中心的公衛醫師胡嘉說,去年疫情剛暴發時,大家關注的焦點是自己會不會感染,每天盯著病例數、死亡數,焦慮來源于對病毒的恐懼。而這一波疫情下的焦慮則是源于一種“失控感”。

旅行計劃泡湯,等待多年的工作機會告吹,既定的生活軌跡被打破,會帶來“失控感”——想做的事情不能做,計劃內的一切變得不再確定,一下子對生活失去了掌控力。在后疫情時代,人們更希望的是改變當下狀態,更關注未來的生活如何繼續。

隔離點內外,孩子語言不通,母親無人照顧


疫情之下,集中隔離點是心理焦慮個案最集中的地方。

最近,心理熱線接到一位在隔離點里打來的電話。

來電者是一位從加拿大回國的單親媽媽,她的父親剛剛去世,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回到上海。在隔離過程中,她和孩子分在了不同的地方。眼看著隔離即將結束,卻因隔離點內出現陽性案例,她的隔離期要重新計算,而兩個孩子已隔離滿期可以回家。

在隔離點內,她每天都和工作人員吵架,爭辯制度的合理性。在多次溝通無效后,個案轉到了顧俊杰醫生手里。

“這是一位在悲痛當中的單親媽媽,她沒來得及見父親最后一面,家里有一位80多歲老母親無人照顧,而兩個孩子中文不好,獨自出去后與人交流困難。在遭遇了居家隔離申請被拒絕,和孩子分隔兩地,隔離期加倍等事件后,徹底把她擊潰了。”

在最初的50分鐘聊天過程中,顧俊杰只是傾聽她講述自己的苦處,同時肯定她的心理需要。“其實制度和規則她都理解的,只是在這一路,她感覺自己接收到的都是別人拒絕的信息,沒有人給她理解。”后來,等她積壓的情緒慢慢消化掉,就再沒有打過熱線電話來。而隔離點也幫助聯系了她所在的居委會,讓社工給她的母親和孩子提供幫助。

“大部分的咨詢者其實都只是缺一個情感宣泄的出口,需要得到被理解的認同感。”

要早睡早起?要“戒手機”?

去年援鄂回滬后,顧俊杰自己也經歷過隔離時期的心理焦慮。“在隔離點和你放假宅在家里是完全不同的感受。前者是主動不外出,后者是被動地不能外出,只能通過互聯網與人交流,這會帶來強烈的不真實感和失控感。”

集中隔離告知書。

如何去對抗心理上的焦慮?心理醫生給出了幾個建議。“首先一定要作息規律,不管在家辦公還是出門上班,即便作息因為疫情原因而做出了調整,也必須規律。”

何謂規律,就是如果你習慣了早睡早起,那么請繼續堅持,如果你習慣了深夜辦公,也請你每天都在同一時間作息。“做到規律就是絕對不能隨性,隨性發展下去會慢慢導致事情失控,產生焦慮。”

“我媽總是一邊看手機,一邊叫我不要玩手機,我爸經常一邊打游戲一邊叫我去看書。”有孩子打電話來說。

疫情大大增加了電子產品使用時間,手機成了人們最主要的排遣方式。但心理醫生指出,手機看多了,人的意志力就會被消磨掉。

“每刷一個30秒的手機視頻,人的興奮點就會被激發一次,長此以往,大腦習慣了這種被動的激發,就不再需要主動尋找興奮點,主觀意志力會被慢慢地消磨掉。

最后就是接納自己的情緒。“聽說航班被取消了,很生氣,這是正常的。每個人都有情緒,不要過分壓抑自己,在不傷害自己和他人的情況下適當釋放情緒,或者嘗試聽音樂、看書、做運動來轉移注意力,都可以達到緩解焦慮的效果。”但醫生提醒,如果難過焦慮的情緒持續太久,還是要尋求專業人士做心理咨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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